中央红军长征开始后，“左”倾领导人又犯了退却中的逃跑主义错误，并把战略转移变成搬家式的行动。在连续突破国民党军队布置的四道封锁线之后，红军和中央机关人员锐减到三万多人。在严酷的事实面前，党和红军内部对错误领导的不满并要求加以改换的情绪愈益明显。一些曾支持过“左”倾错误的领导人，也在逐步改变态度。这时，蒋介石察觉中央红军的前进方向是要到湘西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立刻调兵遣将，等候红军到来。在这紧急关头，毛泽东建议放弃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改向敌军力量薄弱的贵州挺进。他的主张得到许多人的赞同。红军占领湖南通道城后，转入贵州。1934年12月18日在黎平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正式决定放弃向湘西前进的计划，改向贵州北部进军。

1935年1月7日，红军攻克黔北重镇遵义。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集中全力解决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和组织问题。会上，由博古作关于第五次反“围剿”总结的主报告，周恩来作副报告。张闻天作反报告，毛泽东、王稼祥作了重要发言。他们尖锐地批评博古、李德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实行单纯防御、在战略转移中实行退却逃跑的错误。经过激烈争辩，多数人同意张闻天、毛泽东等人的报告和意见，认为博古的总结报告是不正确的。会议将毛泽东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并委托张闻天起草《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

会后不久，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的责任，并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团，负责全军的军事行动。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会议的一系列重大决策，是在中国共产党同共产国际中断联系的情况下，独立自主地作出的。遵义会议是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开始确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走向成熟。

中国共产党一百年的历史是对真理不断探索的历史，遵义会议留下了许多宝贵经验和重要启示，其中有两点启示尤其深刻，对我们不断胜利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伟业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一是必须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坚定不移走独立自主的中国道路。二是必须坚定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保证党的团结和集中统一。